那天下午的情景依然清晰如昨，薄荷的清凉在我口中扩散，带着一丝丝甜腻。我嘴唇干裂，随手从床头柜上拿起蒋林的药瓶，倒出一颗，没多考虑就塞进了嘴里。就在这瞬间，他突然用一种我前所未闻的惊慌声喊道：“别！”我一时愣住，意识到不对劲。吐出药丸后，我又倒出一颗放进嘴里，咬开的瞬间，仿佛被惊雷击中，看向他时，他坐在床边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嘴唇微微发抖。

那天的阳光明媚得近乎刺眼。我端着药碗走进卧室，关闭的窗帘让房间显得昏暗。蒋林依靠在床头，目光呆滞地盯着天花板，毫无动静。自从他被诊断出重度抑郁以来，这张床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。我把药碗放在床头柜上，习惯性地摸了摸他的额头，仍是温凉。他的眼神涣散，似乎灵魂被抽取得一干二净，心中痛苦不已。他慢慢坐起身来，熟练地喝下药水，三年如一日，闭眼，皱眉，喝完后将空碗推到一旁。

“今天还好吗？”我试探地问他。他微微摇头，目光又回到了天花板。我静静坐在床边，盯着他的侧脸。这个曾经能干又充满活力的男人，如今却如此消沉。三年前，他是建筑公司的年轻项目经理，工地上数百工人都得听他的命令，而现在，他连抬眼看我都觉得艰难。我的朋友徐珊曾说这是因果报应，叫我不该让蒋林接那个项目。

我突然想起，那晚他回家很晚，面色凝重，告知我一个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身亡，家属闹得不可开交，赔偿金额严重。那时我怀孕三个月，因此事气得流了产。“为何要管这些？”徐珊骂我，“项目是他的事，何必替他受苦？”然而，我不这样认为，我觉得是我推他上了这个艰难的轨道，他努力工作只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

“芬儿。”蒋林忽然开口，将我从思绪中唤醒。 “怎么了？” “我想喝水。”我立刻去为他倒水。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他拧得紧紧的药瓶，似乎是怕什么东西漏出来。“为什么拧得这么紧？”我随口问，他愣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怕孩子碰。”我们实际上没有孩子，自从流产后，我再也没怀上。然而他所说的似是编造，我没有戳穿。三年间，他经常说一些这样毫无逻辑的话，医生称这也是抑郁的症状。

我递过去水，他却拒绝了。“我不想喝了。” 我无奈道：“那就放在桌上，想喝时再喝。”我再次审视那白色塑料瓶，上面贴着医院的标签，标明用法用量，瓶盖紧得几乎无法打开。“你拧得这么紧，我根本打不开。”我说。“我自己来。”他迅速抢过药瓶，藏入枕头下。我没有深想，过去三年他的性格变化多端，医生说这都是正常现象。

我端着空碗走出卧室，看到厨房里昨天煮的药仍在炉上，黑乎乎一锅。看着这一切，我突然感到无比疲惫。徐珊说得对，我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护理员，而非妻子。我内心不断告诉自己，蒋林是我选择的，我必须陪他走下去。

那天徐珊来访，带着一只烤鸭。她一进门就皱眉：“你这里什么味道？” “药味。”我回答。 “他还在卧室里？” “嗯。”徐珊将烤鸭放到桌上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表哥在精神病院工作，他告诉我，现在有些人装病装得一模一样。”我心中一紧，随即压下那份不安。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 “没什么，只是提醒你一下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吃了点鸭肉，“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瘦得像根竹竿，而他倒是养得白白胖胖。”

“徐珊，能不能别这样说他？他是病人。”听到这我有些不悦。“当然，病人。”徐珊挥手，装作无辜。她刚离开，我一个人坐在客厅，窗外的树叶已然泛黄，秋天悄然来临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蒋林生病三年，我三年未曾远行，也未曾买过新衣，甚至没有和朋友聚过一次。我端坐在沙发上，目光定格在那瓶药上——白色的塑料瓶，上面贴着全新标签的药说着陌生的名字。

我拿起药瓶，查看说明书，发现制药的厂家竟无任何网上信息。晚上，我给蒋林准备水，他坐在床上接过药瓶，顺畅地倒出两颗药，迅速吞下。 “今天怎么没有问我吃什么药？”他突然问。我的思绪被打断。“什么？” “以前你总问我，今天该吃啥。” “这不是医生的事吗？”我反问。沉默片刻后，他只淡淡地躺下。我躺在一旁，听着他的呼吸，心中隐约觉得，他的呼吸似乎太过稳定，跟服过安眠药的人不符。